票据诈骗罪---温州刑事辩护律师网

票据诈骗罪（刑法第194条第1款），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是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而使用，或冒用他人的票据，或签发空头支票、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捏造其他票据事实，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票据诈骗罪在主观上须由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行为人出于过失而使用金融票据，如不知是伪造、变造或作废的金融票据、误签空头支票、对票据事项因过失而导致记载错误等，不构成犯罪。根据刑法第200条之规定，单位亦能成为票据诈骗罪的主体。

行为方式

票据是发票人依法签发的，约定自己或者委托他人、金融机构向受款人或持票人于到期日或见票日无条件地支付一定金额的有价证券。根据票据法的规定，票据包括汇票、本票、支票。由于票据本身代表一定的金额，而且票据的付款义务人负有无条件付款的义务，因此票据往往成为犯罪分子进行诈骗犯罪的目标。为了打击利用票据进行诈骗的犯罪活动，保证票据的正常流通秩序，刑法规定了票据诈骗罪。根据刑法的规定，构成金融票据诈骗罪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行为人主观上出于故意，有以金融票据进行诈骗犯罪活动，从中牟利的目的;行为人必须实施金融票据诈骗行为;行为人骗取的财物数额较大。

由于票据种类比较多，票据诈骗犯罪的方式比较复杂，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对票据诈骗罪的行为方式进行了明确的列举，根据该规定，票据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对于本项行为，行为人是否明知所使用的汇票、本票、支票是伪造、变造的，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当然，要判断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明知”，不是仅凭他个人的供述，重要的是要在全面分析整个案件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各方面的证据得出结论。行为人在实际上还要有使用行为，才构成犯罪，如果只是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没有使用的，不构成犯罪。

2.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行为人是否明知其使用的汇票、本票、支票属于作废的票据，是区分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界限。这里的“作废”，是指根据法律和有关规定不能使用的票据，它既包括《票据法》中所说的“过期”的票据，也包括无效的以及被依法宣布作废的票据。

3.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

这里所说的“冒用”，是指行为人擅自以合法持票人的名义，支配、使用、转让自己不具备支配权利的他人票据的行为。通常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行为人以非法手段，如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没有代理权而以代理权人名义或者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而使用票据;将他人委托代为保管的或者捡收他人遗失的票据进行使用，骗取财物的行为。

4.签发空头支票或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

票据法对开立支票存款账户，规定了明确的条件：申请人必须使用其本名，并提交证明其身份的合法证件;申请人必须存入一定的资金，有可靠的资信;申请人必须预留其本名的签名式样和印鉴。此外还明确规定：禁止签发空头支票;支票的出票人不得签发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或者印鉴不符的支票。当前实践中出现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的情况比较复杂，但要构成金融票据诈骗罪，则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要有进行骗取财物的故意。要是因单位内部缺乏健全的支票管理制度，对转账制度管理不严，把盖有印鉴的支票交给采购人员随身携带，而采购人员并不清楚本企业在银行账上有多少钱，如果购买大量货物，造成空头支票的情况出现，或者由于一些银行、金融机构在办理结算、转账、汇款等业务时，拖延时间，“压单”、“压票”，使原本按正常期限应当到账的款项被拖延，使单位在出票时误以为钱已到账而开出空头支票等，由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利用票据诈骗财物的故意，不构成犯罪。

特殊预防对策

打击、惩罚犯罪是遏制犯罪的极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在犯罪猖獗之时尤其如此。着种特殊预防措施是通过惩罚教育已犯者，警戒有犯罪倾向的未犯者，从而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

1、提高司法机关金融诈骗罪的侦察、起诉和审判能力。金融诈骗是一种新型犯罪，而且都是智力型和技术型的犯罪，许多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实施犯罪。侦察、起诉、审判机关必须相应提高对金融诈骗罪的侦察、起诉、审判能力，加强相关的业务培训，从而揭露犯罪、惩治犯罪。

2、建立金融招诈骗案举报制度。金融诈骗罪作案隐蔽、痕迹鲜少，司法机关不易察觉。建立举报制度，可以帮助司法机关获取线索，发现案源，捕获犯罪人，彻底惩治金融诈骗罪。

3、从严执法。金融诈骗罪危害巨大，唯有从严从重打击，才能威慑罪犯，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作用。为此，要坚决纠正侦察、起诉、审判工作中“以情代法”、“以权代法”“以罚代刑”等违法现象，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司法监督清除司法腐败，切实做到从严执法。^[3]

认定标准

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是否以骗取他人财物为目的是区别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本条为避免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一些状况进行了特别规定。如使用伪造、变造、或者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明知”的，在主观上是否明知其所使用的汇票、本票、支票是伪造、变造或者作废的，是划分是否构成本罪的重要界限之一。如果行为人在使用汇票、本票、支票时，在主观上确实不知道该票据是伪造、变造或者作废的，则不构成本罪。应当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不是仅依据行为人自己的供述，而是要在全面了解整个案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对于冒用他人的票据、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伪记载以及使用伪造、变造的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行为人必须具有诈骗他人财物的故意和目的，没有这种故意和目的，就不能构成本罪。

一般说来，具有以下情形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不知是伪造、变造、作废的金融票据而使用的；

（2）将他人的金融票据误认为是自己的金融票据而使用的；

（3）不知存款已不足而误签空头支票或者误签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的；

（4）签发汇票、本票时因过失而作错误记载的：

（5）不知是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而使用的。等等。

区分票据诈骗罪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界限

两罪的根本区别在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惩治的是伪造、变造行为本身，而金融票据诈骗罪惩治的是使用这些金融票据进行诈骗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仅仅是伪造、变造金融票证，而没有使用的，则这种行为触犯了第177条的规定，构成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但司法实践中这两种犯罪往往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表现为行为人先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或者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然后使用该伪造、变造的票证进行诈骗活动，这种情形实际上属于一种牵连犯的情形，应当从一重罪，即按票据诈骗罪论罪处罚，而不实行数罪并罚。

司法解释

关于票据诈骗罪的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苦于问题的解释》

(1996.12.16 法发[1996]32号)

五、根据《决定》第十二条规定，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构成票据诈骗罪。

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卫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数额较大的，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2001.5.

四十三、票据诈骗案(刑法第194条第1款)

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

2、单位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诈骗罪

合同诈骗和票据诈骗在本质上都是“诈骗”，而且票据诈骗犯罪很多时候也都使用了合同这一手段，故而存在着一些交叉关系，容易混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因此，我们要正确区分合同诈骗和票据诈骗，不仅要及时合法地保护正常经营，还要严厉打击诈骗犯罪活动，以便于正确适用法条，定罪处刑。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金融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一些票据诈骗犯罪往往借助经济合同的形式，而一些合同诈骗犯罪也会采取以价值基础不真实的票据作为担保或者支付手段，因此，这些诈骗犯罪案件，既牵涉到经济合同，又与金融票据相关联，究竟以合同诈骗罪还是票据诈骗罪论处，往往存在争议。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主观上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都实施了诈骗行为，特别是合同诈骗罪中第二款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作担保进行诈骗与票据诈骗罪利用各种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进行诈骗，这两者之间极易混淆，因此在实践中应注意区分二者之间的界限。二者的区别有：

客体不同。两罪的客体尽管都是复杂客体，但合同诈骗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侵犯的是市场经济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而票据诈骗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侵犯的是票据所有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以及金融机构的财产权，和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犯罪对象不同。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这里的对方当事人，即与之签订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还可以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财物的种类也多种多样，诸如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动产、有形财产、多数无形财产、合法取得的财产、非违禁品等。而票据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货币和有价证券。

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合同诈骗罪主要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上文所述的法定五种情形。与票据诈骗罪相比较，行为人使用种种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必须是而且只能作为合同履行的担保，这是为了使对方当事人相信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而与之签订合同，进而诈骗对方财物；票据诈骗罪主要发生在票据交易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如前所述的法定的五种形式。相对于合同诈骗罪客观表现中“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的、诱骗当事人签订、履行合同，从而骗取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票据诈骗的行为人是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直接支付合同的款项，从而进行诈骗。要达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必须通过金融机构兑现。

主观方面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具体外在表现不同。合同诈骗犯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外在表现是，行为人主观上意欲通过签订、履行合同的方式，将当事人的货物、货款非法占有。票据诈骗犯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外在表现是行为人是通过伪造、变造金融票据或者使用废票据或其他违法票据将他人财物非法占有。

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之间的关系属于法条竞合。因为票据不同于其他有价证券之处在于，自出票人签发票据开始，持票人就与在票据上签章的当事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金钱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是票据权利人，其所享有的票据权利实际上就是一种金钱债权，其他在票据上签章的当事人对票据债务负连带责任。这表明，票据也是合同的一种形式，票据关系是合同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我国合同法第123条明确规定：“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是解决合同法与其他特别法竞合问题的法律规定。在这里显然包括票据法。而由票据与合同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票据诈骗罪无疑是合同诈骗罪的一种特殊类型，两者之间是典型的法条竞合关系。其中，票据诈骗罪是特别法条规定之罪，合同诈骗罪是普通法条规定之罪。一行为同时触犯这两个罪名时，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适用”的法条竞合处理原则，以票据诈骗罪论处。

对于金融票据与经济合同相关联的诈骗案件，可依照以下原则处理：在合同诈骗过程中以价值基础不真实的票据为给付，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和票据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的，应按照法条竞合关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处理，依票据诈骗罪定罪量刑；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做合同担保而进行诈骗的，由于刑法第224条第二项明确规定其属于合同诈骗的客观表现形式，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刑；在合同诈骗实施完毕后，用虚假的金融票证搪塞被害人，借故推脱或者意图掩盖犯罪事实的行为，不符合票据诈骗罪中以虚假票据进行结算的方式直接骗取受害人财物的行为特征，应以合同诈骗罪处理；以骗取银行承兑汇票为目的，采用虚构购销合同、伪造不可撤销质押担保书等办法，利用银行承兑汇票诈骗银行资金的，不符合合同诈骗罪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特征，应以票据诈骗罪论处。^[4]

处罚

所谓情节严重，是指诈骗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所谓数额巨大，根据《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是指个人诈骗数额达5万元以上，单位诈骗金额达30万元以上。至于其他严重情节，一般是指进行票据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多次进行票据诈骗、恶习不改的；因其诈骗造成受害人巨大经济损失的；诈骗票据款项用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等等。

所谓情节特别严重，是指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个人诈骗数额达到10万元以上，单位诈骗达到100万元以上的，参照《解释》规定，即可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至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主要是指以票据诈骗为常业的，因其诈骗造成他人特别巨大经济损失的，属于惯犯、累犯或多次作案的，具有多个严重情节的，等等。

相关法律

第一百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票据诈骗罪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二）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三）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的；

（四）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 物的；

（五）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

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九十九条 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井处没收财产。

第二百条单位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第二百八十七条 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票据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案情

被告人郭某，男，宜昌市襄谷物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001年3月19日上午，被告人郭某持一张票面额人民币3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中国工商银行三峡分行铁路坝办事处(以下简称工行铁办)申请办理贴现手续，并要求银行用电报方式查询汇票真伪。之后，银行通过查询证实该汇票为假。同年3月26日，被告人郭某再次到该银行时被当场抓获归案。

审判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以郭某的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向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郭某辩称，该汇票是其融资所取得，取得时并不知道汇票是假的。

辩护人认为，郭某在使用300万元的承兑汇票时，并不知道该汇票为假，不具备非法骗取银行资金的主观故意，请求法院对郭某宣告无罪。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认为，郭某明知是伪造汇票而使用，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未遂)罪。被告及其辩护人关于不明知该汇票是假的等辩护意见没有证据印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项、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郭某以票据诈骗(未遂)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5万元。

郭某对一审判决不服，以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理由，上诉至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证据不足，公诉机关在一审庭审中也仅是推理了郭某对汇票系伪造明知的可能性，且基本依据于郭某的供述，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达到确实充分，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重新开庭审理认为：郭某持伪造的300万元承兑汇票到工行铁办申请办理贴现手续，并要求银行用电报方式查询汇票真伪的事实属实。但公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郭某在实施上列行为时，明知该承兑汇票系伪造。郭某当庭辩称其不明知的观点，与公诉机关提供的柳立华帐户查询结果、刘传新的证言相吻合，即可印证其并不明知。本案的重要参与人鲁新超、黄志明、柳立华均没有归案。故本案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郭某的行为构成了票据诈骗罪。经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书面建议，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院对郭某票据诈骗一案撤回起诉。

评析

本案在审理的过程中，对于被告人郭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一审法院存在以下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郭某的行为已构成了票据诈骗罪。其理由是：被告人郭某明知是伪造的汇票而使用，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郭某犯罪数额巨大，与有关规定不相符，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郭某在被捕之前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在被捕之后不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不好，应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另一种意见是：郭某的行为不构成票据诈骗罪。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它具有以下的特征：1、犯罪客体，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他人的财物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本罪的犯罪对象为金融票据，包括本票、汇票、支票。2、犯罪的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3、犯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上须由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4犯罪主体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公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郭某明知300万元的承兑汇票是假的这一事实，即不能证实其主观上明知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理由如下：

第一、公诉机关指控郭某构成该罪的主要证据是其在侦查期间的供述，郭在被逮捕后翻供，对于郭某的口供是采信其在逮捕前的供述，还是采信其被逮捕以后的供述，必须结合其他的间接证据来认证。

第二、对本案的间接证据分析如下：赵锡文、沈呜祥证实2000年8月或9月，郭某与宜昌市东山开发区洽谈投资，双方签订了一份投资意向书。印证郭某与宜昌市东山开发区签订过投资合同。刘传新证实工行铁办以汇票为真将郭某骗到该行的事实。储蓄存款回单、柳立华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招商银行武汉分行储蓄交易查询结果，证实2001年3月26日，柳立华的帐户上收款34000元。印证郭某辩称：银行通知其300万元的承兑汇票是真实的，其便给柳立华支付手续费34000元的事实。

第三、本案的参与人鲁新超、黄志明、柳立华均没有归案。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郭某在被逮捕前所作的供述，与本案的其他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锁链，而本案的三个主要参与人没有归案，故公诉机关指控郭某构成票据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对郭某宣告无罪。

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在该案被发还重审后，认定郭某无罪的观点是正确的。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杜晓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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