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重大责任事故罪量刑及解析、案例}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近年来常见多发的一种犯罪行为，不仅危及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造成了国家和群众财产的重大损失，严重地阻碍了企事业单位的正常经营和发展，直接危害到社会的稳定。中国1979年颁行的刑法第131条即有规定，现行刑法第134条又原样保留了该规定，最高司法机关也没有新的司法解释，有效惩治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和保障企业生产、作业安全的功能。

本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

主体规定

从刑法理论上划分，重大责任事故罪属于业务过失类犯罪，是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犯罪（即指从事业务的人员，违反业务上的注意义务，造成他人死伤的行为）。该罪的主体，要求是从事容易引起死伤结果的业务的人员，即该罪中的“业务”要求有侵害他人生命，身体的可能性，这也是区别与其他“业务”（如侵占类）身份的标志。因而，有学者指出该罪的主体属身份犯。从我国《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看，《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134条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从特殊主体修改为一般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本罪对于主体上的要求就完全消失了。事实上，要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其主体必须是从事某项“业务”的人，主体特征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刑法修正案（六）》中“在生产、作业中”的界定性表述，正是对主体身份的明确要求。从刑法的意义上讲，“在生产、作业中”本身就是指从事一种“业务”过程中，这种“业务”一般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必须是基于社会生活上的地位的事务。即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的日常行动；

第二，必须具有反复性、持续性。而这种反复性和持续性是指性质上的反复，而不是单纯的行为人行为上的反复；

第三，必须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即存在对人的生命、身体造成侵害的危险。

作为重大责任事故罪所侵犯的客体的生产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危害生产安全，同样表现为能够使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的损害，其特点是这些损害发生在生产过程中。据此，笔者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应当是一种身份犯，但此处的身份并不仅限于合法取得之身份，其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在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中违反有关安全规定造成的损害之后果的。

《刑法修正案（六）》在《刑法》第139条后面增加了一条，即“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重大责任事故属于安全类事故，因而该条应适用于《刑法》第134条之情形。从本条规定看，应当属于一种法律拟制，构成《刑法》第139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应是特殊主体。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因不报或谎报而造成的损失，事实上是责任事故后果的延伸。但在实际案件中，往往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人本身不能或不具有向有关方面报告的资格，即行为人对事故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张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而此时，负有报告义务的人，出于各种利益原因，不报或谎报致使损害结果失控、加重。因此，构成《刑法》第139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并不是真正的重大责任事故制造者，而是本身与事故的发生无关（本身是事故制造者则适用《刑法》第134条，而不报、谎报行为便作为情节了），在事故的善后处理中应履行职务而不履行或不全面履行职务的，法定的“负有报告义务”的人，是以一定的职务，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是法定的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论的情况。因此，适用《刑法》第139条第2款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应为特殊主体。

客观行为

《刑法》原第134条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客观方面表述为：“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刑法修正案（六）》将之修改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删去了“不服管理”内容，同时将“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作为加重情节另款规定，并在法定刑的设置上予以提高。同时，根据《刑法修正案（六）》，《刑法》第139条之规定“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的，情节严重的”也成为该罪客观行为之内容。

一直以来，学界在对重大责任事故罪客观方面构成要素的概括上不存在重大的分歧，只是在具体的表述上略有差异，笔者认为行为构成该罪应当同时具备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必须具有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的行为；二是违规的行为必须发生在“业务”过程中；三是行为必须造成法定的后果，三者缺一不可。

违反规定

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是以管理制度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一般而言这种管理规定应当包括三种情况：

一是国家颁布的各类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二是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上级管理机关制定的反映安全生产客观规律并涉及工艺技术、生产操作、技术监督、劳动保护、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规程、规章、章程、条例、办法和制度及不同的单位按照各自的特点所作的有关规定；

三是该类生产、作业过程中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反映了生产、科研、设计、施工中安全操作的客观规律，已为人所公认的操作习惯和惯例等。

《刑法修正案（六）》删除了原“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而仅表述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同时将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单列。这并不意味着“不服管理”的行为已经被排除在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之外。相反，所谓的不服管理，本身就是一种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行为，这种行为已经为违规行为所囊括，而不需要单独表述。学界对“不服管理”与“违章操作”之间关系的论述也大多明确了两者之间的涵盖关系。我们通常所说的“不服管理”无非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不服从本单位安全生产的要求或者不服从单位领导有关安全方面的工作安排。而实际的生产、作业中，许多情况下，“不服管理”与“违反规章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性质都是一致的。如：如擅自移动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标志、开关、信号，在禁火区生产时使用明火作业，又如值班时外出游玩、睡觉打盹、精神不集中等都难以单纯地评价其究竟是不服管理还是违反规章，但从企业操作的总体流程评判，凡是不遵守有关要求的行为都无疑是一种违规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刑法修正案（六）》对“不服管理”的删除仅仅是对累述文字的取消，并未从实质上改变客观行为的表述。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把握　

从《刑法》原第134条的规定看，重大责任事故罪在客观方面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行为人“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六）》将这一行为作为加重情节，专设一款并加重了法定刑。从刑法评判的角度进一步区分了重大责任事故罪中不同行为的法律否定程度，解决了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厘清了一般的违章指挥他人作业的行为与“强令”行为的界限。所谓的强令，即有关生产指挥、管理人员利用职权强迫命令职工违章冒险作业。在这种表现形式中，首先是工人不愿听从生产指挥、管理人员的违章冒险作业的命令，其次是生产指挥、管理人员利用自己的职权强迫命令工人在违章的情况下冒险作业，即强迫工人服从其错误的指挥，而工人不得不违章作业。可见所谓的“强令”应当是在完全违背了操作者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因而其行为的否定性更大，这与通常情况下管理人员的错误指挥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刑法》原134条将“强令”与违章并列，容易导致对管理人员行为的错误判断，要么将一般的错误指挥上升到强令的程度，要么把管理人员的错误视作为法律的空缺。事实上，通常情况下管理人员的违章指挥并不能上升到强令的程度，客观地讲，这种指挥本身实质还是一种违章操作的行为，与工人的违规属相同的性质，由此而产生了法定的严重后果，则应当按照普通的违章操作来认定。

第二，明确了对“强令”行为的否定评判。将从事生产的一般工人与管理指挥人员的不同职责明确地表现出来了，并在法定刑的设置上予以提高，一般而言，作为指挥或管理人员，在明知他人不愿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地违反注意义务，其过错程度较之一般的个人违规更甚，影响也更大。《刑法修正案（六）》的这一修改，较为全面地在刑法框架中反映了重大责任事故中的职、责相统一的立法精神。

犯罪构成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

犯罪客体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对象是人身和财产。

客观方面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是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这里的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是指违反有关生产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因此，这种有关安全生产规定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1）国家颁布的各种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

（2）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上级管理机关制定的反映安全生产客观规律的各种规章制度，包括工艺技术、生产操作、技术监督、劳动保护、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规程、规则、章程、条例、办法和制度。

（3）虽无明文规定，但反映生产、科研、设计、施工的安全操作客观规律和要求，在实践中为职工所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操作习惯和惯例等。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结果是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根据1989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结果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

（1）致人死亡1人以上的：

（2）致人重伤3人以上的；

（3）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或者经济损失虽不足规定数额，但情节严重，使生产、工作受到重大损害的。

主观要件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这里的过失，是指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

立案标准

尚无关于此罪的明确。在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中，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

（1）发生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①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

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③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

（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恶劣”：

①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的；

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百万元以上；

③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对此刑法理论界并无争议。所谓实质的刑事过失是什么最简单的答案应该是“注意义务违反”。李斯特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指出：“为过失行为者，乃就自己所为之行为或结果，出于违反义务而欠缺预见，或基于违反义务而为行为之人。”违章作业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业务过失行为，理论界通说认为违章行为是故意的，但对于重大责任事故所产生的损害结果则是过失的。因而，不能仅以违章的故意而改变了过失的性质.以新增的《刑法》第139条而言，从其主观上看，犯罪主体对隐瞒真相是故意的（不完全排除过失的可能），但对损害结果的扩大是过失的，因而其主观方面仍属于过失。从消极的角度看，过失是没有故意但又需要承担责任的一种心理状态。从积极的角度看，过失是违反注意义务。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过失分为不同的类型，理论上有将之分为普通过失与业务过失。所谓业务过失，即懈怠业务上之必要注意。重大责任事故罪属业务过失。业务过失是由于违反业务上的注意义务所构成的过失。从我国《刑法》的规定看，所谓的过失，包含了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两种形式，具体表现在对造成的后果上就是没有预见，或者虽然有所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一般而言，在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情况下，行为人违反的结果预见义务，而在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情况下，行为人违反的则是结果回避义务。

从疏忽大意过失的构成看：重大责任事故罪中的疏忽大意应包含二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行为人必须有预见义务。在过失犯的注意义务要求上，普通的过失类犯罪要求是一般注意义务，而业务类则是特别注意义务。有学者指出：业务活动的规章制度，是业务人员必须遵循的业务上特殊注意义务的规范化和法律化，而业务上特殊注意义务则是构成这些规章制度的基本内容。因此，业务上过失犯罪虽以违反规章制度为外部行为特征，但其实质内容却是违反业务上特殊注意义务。如未违反业务上注意义务，则不论发生如何严重的危害结果，都不能构成业务上过失。因此，业务上注意义务或称业务上特殊注意义务就成为业务过失犯罪的中心概念。其二是要有预见能力，即行为时预见危险结果发生的客观可能性。如果行为人没有预见能力，或在当时情况下根本不可能预见，则不能认定为其主观上有过失。根据1986年7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言人就《关于刑法第114条规定的主体要件的适用范围的联合通知》所作的解答，“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和群众合作经营组织、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没有经过培训，也没有经过技术培训，没有受到必要的安全教育，不了解规章制度，因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行为人不负法律责任，应由发生事故的单位和经营组织、经营户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负法律责任”。即说明了预见能力的必要性。

从过于自信过失的构成看，同样包含了二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具有避免义务。理论上把避免义务与注意义务等同视之。“所谓注意义务，从客观上来看，能不能说这种行为是有过失的一个标准具体地说，为了规避结果，不仅要把必须做些什么作为结果发生之后的结论加以考虑，而且还要把行为的时间作为标准时间来加以考虑这种注意义务就叫做结果义务。”重大责任事故的义务与其职务和业务相关，行为人在已经预见结果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避免危害发生是其必然的社会义务，同时这种义务在具体的生产、操作规章制度中都得以反映。因而，行为人在从事具体的操作中无疑具有遵守规章，避免事故发生之义务。二是必须具备结果避免的能力。也就是行为人必须具有避免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仅有避免的义务，而实际上根本不具备避免的可能性，则亦不能构成过失。

相应刑罚

根据刑法第134条之规定，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而情节特别恶劣的，是本罪的加重处罚事由。这里的情节特别恶劣，是指造成伤亡的人数较多，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或者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影响的等。

法律依据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134条对本罪的主体概括为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虽然刑法对本罪的主体范围做了大体的规定，但是，结合复杂的实际情况来看，刑法的规定在一些问题上是欠明确的，因此，有必要根据刑法规定本罪的精神进行具体的分析。

本罪认定

认定本罪中企业、事业单位

第一，是否必须是依法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是否必须是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私营企业是否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刑法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目的在于惩治那些严重危害企业、事业单位正常的生产、作业安全秩序的行为。无论是依法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还是非法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无论是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还是私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其违反规章制度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行为，都是对企业、事业单位正常的生产、作业安全秩序的破坏，其行为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对同样性质的危害行为应进行同样的法律评价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不管是否属于依法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也不管企业、事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如何，只要其客观上属于企业、事业单位，其职工就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对个体企业中的从业人员是否成为本罪的主体，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规定，群众合作经营组织、个体经营户的主管负责人和从业人员也属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最高人民检察院还规定无证开采的小煤矿从业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强令其他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应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

第二，是否必须是从事生产、作业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从逻辑结构上看，“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是从属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这一种概念的从属概念，因此，前者的性质受制于后者的性质。既然，刑法并没有对“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性质作任何的限定，就不能说凡是可以成为本罪主体的都是以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为主业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而且，在实践中，不以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为主业的企业、事业单位中也有从事生产、作业活动的部门，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中违反规章制度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经济损失的事故，也会危害这些部门的生产、作业安全秩序。因此不管企业、事业单位是否以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为主业，只要该单位中有从事生产、作业活动的部门，该企业、事业单位就属于刑法第134条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

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认定

第一，触犯本罪的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是否必须是该单位的正式职工？企业、事业单位与其职工之间的关系形式多种多样，有合同工，聘任工，长期工，临时工等等，但并不影响其职工能否成为本罪的主体。因为，本罪是职工在从事本单位生产、作业活动的过程中违反规章制度，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行为，只要行为人属于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在从事本单位的生产、作业活动过程中违反了规章制度，造成重大责任事故时，就构成了本罪。

第二，是否该单位的所有职工都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是否符合本罪的主体要件，关键是看该职工的违章行为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是否在其从事本单位的生产、作业活动中违反有关保障生产、作业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行为造成的，如果是，就符合了本罪的主体要件，否则，就不能以本罪追究该职工的刑事责任。简言之，只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在从事生产、作业活动时才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而不管在其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之前从事的是何种工作。

罪过形式

对于本罪的罪过形式，中国刑法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中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犯罪过失，既可以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至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则可能是明知故犯。

第二种观点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间接故意，因为这种犯罪的行为是违反规章制度，而违反规章制度大都属于明知故犯。

第三种观点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间接故意。

本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间接故意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实践中不少情况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属违反规章制度是明知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违反了规章制度，主观上其本有能力认识到，只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违反规章制度的性质，进而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难道对这种过失犯罪就可以不处罚了吗？从刑法的有关规定看，并没有这样的意思。那么，能否将这种过失犯罪作为一般的过失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刑事立法对过失犯罪的规定已经进化到明确区分业务过失犯罪和一般过失犯罪而分别规定的情况下，将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业务过失犯罪按一般过失犯罪处理，显然违背立法者的意图。从实践中看，即便在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往往也是持一种反对、排斥、根本不希望其发生的过于自信过失心理态度，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对自己的违章行为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属过失心理的情况大量存在。因此，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理解为过失既与实际情况相符，也与刑法规定的精神不相违背。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既包括过失，也包括间接故意呢？换言之，在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规章制度，并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的态度时，认定其行为构成了重大责任事故罪呢？根据世界各国刑法分则的立法惯例，一种犯罪的罪过形式要么是故意，要么是过失，一般不存在同一犯罪既可是故意又可是过失的情况。中国刑法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但并不严格，在极个别犯罪中也明确规定该罪主观上既可是故意也可是过失，并适用同一的法定刑。如刑法第398条规定的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即是。对于刑法中这种明确规定同一犯罪既包括故意又包括过失两种犯罪心理的规定，从坚持罪刑法定这一最高的刑法基本原则考虑，没办法做违背刑法的解释，只能在司法实践中由法官根据两种罪过心理的性质而自由决定其刑罚的轻重。但是，对于象刑法第134条这种没有明确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主观上同时包括犯罪过失和间接故意的规定，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刑法理论上的通行见解，将该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仅限于犯罪过失这一种罪过形式。

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因此，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在客观上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行为人必须具有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

二是行为人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只能发生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并与生产、作业有直接关系；

三是行为人在生产、作业过程中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必须造成了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免责事由

医疗事故技术

在认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时候，存在一个如何正确认识风险业务的问题。某些业务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风险，此为风险业务。在当前高科技的情况下，风险业务也随之增加。根据传统的过失理论，当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时，应立即停止这一行为。否则，便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即违反回避危害结果的义务。所以，对这类业务活动应当禁止。否则，发生损害结果的，就会以过失犯罪论处。显然，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回避风险，但却不能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在刑法理论上提出允许的危险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过失犯罪的成立范围。这里所谓允许的危险，指某种具有危害倾向的行为，因有益于社会而允许其实施的合法行为。允许的危险的意义在于，一是一定程度上免除开办风险业务的组织者、管理者的过失责任；二是一定程度上免除从事风险业务的业务人员的过失责任。由于重大责任事故罪一般均发生在风险业务领域，因此在认定本罪的时候，应当正确地适用允许的危险这一理论，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其他问题

认定生产、作业过程中

1.“生产、作业”范围

所谓生产、作业，是指人类采用一定的工具或方法作用于一定的劳动对象，使之发生性质、形态或形状的改变或位置的移动，从而适合或满足人类的某种物质需要的活动。这样，从行业上来看，生产、作业就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修理业、运输业等行业。从形式上看，一般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普通职工的直接操作活动；二是科技人员的设计、实验、化验活动；三是指挥、管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