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车于路上撞“仇人”如何定性

案情:甲、乙双方因工程承包问题发生纠纷，多次发生冲突。2013年4月4日晚，双方在党某家再次发生冲突，甲方儿子党某被打后逃跑，向其堂姑夫邓某求救，称乙方有二十多人在家中打其母亲。邓某得知后驱车带党某沿国道驶向党某家，途中遇到有二十余人手拿工具在路边行走。党某指认就是这群人在其家打人，邓某突然加速驾车朝这二十余人撞去，将十一人撞倒后逃逸，致使一人重伤、三人轻伤、五人轻微伤。在撞人后逃离现场过程中，将对向行驶的一辆车的右倒车镜撞坏。
    分歧意见:
    对于本案的定性存在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构成故意杀人罪。理由是邓某驾车加速撞向特定人群，其主观上有希望或放任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发生的犯罪故意，按照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定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构成故意伤害罪。本案存在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的重合。在重合的限度内，以轻罪认定。因此，对邓某应以故意伤害罪定性。
    第三种意见认为，邓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邓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对危险方法的界定。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一款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谓危险方法，通说认为是指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的危险性相当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具有“相当性”的其他危险方法，还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
    一是依据刑法修正案(三)的规定。刑法修正案(三)删除了1997年刑法第114条规定所列举的其他危险方法行为的“对象要素”，结果要素包括“致人重伤、死亡”，对驾车撞人、私设电网伤人、向人群开枪等方式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在司法实践中不再存在争议。
    二是从行为本质上确定“相当性”。“其他危险方法”既然与放火、爆炸、决水、投毒等行为并列规定，自然应具有与其“相当性”。只要行为在本质上足以危及大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就可以认为具有本质上的“相当性”。本案案发现场在国道上，邓某在这一特定的公共场所驾车撞击人群的行为，足以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其致人重伤只是量刑的一个情节。
    2.犯罪对象的特定与不特定之间可共存、转化。特定与不特定因素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不特定因素会因行为的方法、时间、地点等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增多，促使特定性向不特定性发展。本案虽然邓某驾车撞击的对象是针对迎面而来的可能对其亲戚实施了殴打的“仇人”，看似犯罪对象是特定的，但是邓某在公共场所采取驾车撞人的行为，所具有的不特定因素因其行为的方法、时间、地点等环境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加之他在实施撞击行为后逃离现场途中撞到相向行驶的车辆，已充分印证他这种针对特定犯罪对象实施的驾车撞击人群的行为已转化为一定程度的相对不明确、不具体、不特定性行为。
    3.在公共道路上驾车撞人致伤行为构成想象竞合犯。邓某高速驾车撞人的行为，导致一人重伤、三人轻伤，既触犯了故意伤害罪，也触犯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理原则，应择一重罪处罚，即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转引自检察日报(作者：全自先刘潮杰单位: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检察院)